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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泽:您好!
江宁
 
按照约定只能是在中午吃饭时间会晤了。将近12点,我来到北京丰联广场 Sony的办公地点。
“迟泽部长现在还在西头会客呢!”接待小姐告诉我。
“西头”是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新事业发展部的所在地,隶属 Sony 本部,而“东头”是刚成立的挂在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下面的“CSNC事业发展部”,隶属于广播电视专业部门。从丰联广场的东头走到西头,要走138步,耗时1分20秒。
迟泽:“您好!一上午都在东头西头开不同的会,真是让您久等了。”
“我也刚到。应该感谢您能在百忙中和我们读者聊聊。”
这之前,不少读者向我打听,迟泽哪儿去了?还在中国吗?可见,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见人影了”。而这一句“您好”也决不是只对我一个人的问候。
要说迟泽准先生进入广电行业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既是 Sony公司的老人儿,又是中国广电事业的老朋友。大家都十分熟悉他这个亲切待人的法宝“您好”—多年来几乎广交了历届(很多已退休)各级广播局领导、电视台台长、总工以及不少广播学院的学生朋友们。
迟泽的魅力还在于思维敏捷、文武双全:在东京做基层工作的时候,他就能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常人想不到的点子来;编辑图文并茂的“简报”;利用 Sony 设备制作宣传产品的录像带(包括配音、编曲、甚至弹钢琴)以及设计风格多变的交流会、展览会等等。当公司专家、领导来中国做报告或会见国家领导时,他不仅是最“熟悉业务”的翻译,而且常能在理解了原理后,自己去主讲技术报告;带头当主持人,引导当年来为 Sony 展览会服务的广播学院播音系学生(后来不少成为了名牌主持人)开创当时国内还很少见的灵活、交互式的主持方法等。
迟泽准先生已然成为了老广播们心目中的Sony象征、代言人,究竟他还有哪些非常之处呢?
 
Sony 进入中国 迟泽进入 Sony
1978年,Sony 在中仪总公司的协助下,举行了首届技术交流会。而迟泽当时还只是个无线电爱好者,Sony 录音机的“发烧友”。1980年偶然的机会到了日本,不久他帮忙接待了一个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当时,Sony创始人、名誉会长井深大先生参加了这个招待会并在会后邀请代表团成员们到他家做客。由于迟泽还是个摄影迷,手里拿着个照相机,也就顺理成章地随着代表团“混”进他家。没想到井深大注意上了他,靠着年轻(时年26岁),在和井深老先生玩一种从美国搞来的、专门考智力的游戏“Simon”时,无意中流露了一点才华:居然每战每胜。结果第二天Sony总公司的人事部长打电话来了,说:“会长看上了你,让你到 Sony 去上班。” 听后,着实把迟泽和在场的朋友们都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因为在东京的大学生要想到 Sony 去上班也是绝非易事的。连续多年的统计表明,直到今天,希望到Sony就职的毕业生人数(特别是理工科男生),在日本各家名牌公司中总是排行第一。作为迟泽来说虽从小就迷无线电、迷音乐,但纯属那些大量入之无门的“小字辈儿”,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是幸之又幸的事儿了。那么,井深先生又为什么看上了他?答案在后来的一次会上得到了明证:“Sony 要想在中国发展事业,增进友好关系,像迟泽这样的人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井深先生为他当时那出人意料的招聘方法下了定论。
迟泽让 Sony 的创始人如愿以偿了吗?
 
中国改革开放 Sony设备普及
“1981 年,我们带着U-maitc 5型机到全国各地展示,”迟泽开始对我说起了故事:设备所到之处无不就地“消化”,十分畅销。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除了设备展示外,公司还编辑了大量的“系统图例”,并按序排列成第1版、第2版…… 直至后来的十几个版本。使广大用户能够方便地按图例选用Sony的设备;以系统集成的方式向用户介绍产品。这种做法居然成为了Sony公司的一个“创举”,以至于后来的不少业界厂家也都以各种方式争相效仿。如今,Sony 改为在因特网上发布各种信息,做网上服务的尝试,Sony当时编写的这种启蒙式的资料也就不再需要了。
他亲眼目睹了20年来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当时U-matic是在1972年发表的,而在国内大量普及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Betacam SP的发表是1987年,而被国内市场真正接受还是在1990年亚运会之后。
“亚运会是中国的一大转折点,”迟泽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当时和公司一起曾不顾一切代价地投入到了亚运会之中去,后来很有成就感。我们都看到了亚运会之后国人的想法开始和世界接轨,中国的发展也陆续和发达世界同步,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登场甚至早于美国和日本。我衷心希望这次奥运会申办成功,早日实现现代化。”
天时、地利、人和,自古以来不可违背。迟泽也遇到过很多次失败。“1994年,我们曾经想在中国启动一个很大的项目,用LD激光视盘取代教科书。井深大会长本人对教育非常热衷,所以我们推动这个项目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的。结果由于当时技术和经济条件尚未成熟,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只是播了种子,而在多年以后才看到收获。”
迟泽,在实践中成长,又在日后的一桩又一桩的“失败和创新”中走向成熟。
 
Sony 字幕机出台 广播电视数字化开始
广播电视数字化是从音频开始的。1982 年,Sony的第一款CD 唱机被迟泽带到中国,广泛受到好评,不久就进入了广播电台。紧接着 1984年 Sony 又推出了 SMC-70GP电视形象创作系统,也就是字幕机。这一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视频设备,不仅给人们带来新意,而且把广播电视特别是视频工程师们带进了数字领域。
在这个阶段里,迟泽还有一段小插曲:公司里考核副经理需要写论文,他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关于字幕机的论述。内容是,字幕机在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如果公司把刚刚研发成功的SMC-70GP汉化,推出中文版,在中国至少能卖1000台。很快,领导便找他谈话,让他负责开发和推广这个产品。他多次跑回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历经了多次的成败,终于在 1983 年11月举行了中文字幕机的发布会。会议是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记得当天外面下着大雪,可是会场里面却是人山人海。随后,为了大家掌握使用技巧,他们又到全国各地去办学习班,情况也是一样。据说,一次在上海,学习班已结束,带去的样机全部卖掉不说,当场还订购出去了30台!“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迟泽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最终,SMC-70GP在中国还真的卖掉了1000 台,迟泽也理所当然通过了考试。另一方面,迟泽先生说:“中国的 IT 业发展确实是迅速的,1990年亚运会之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国产字幕机便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全部市场。”
录像机的数字化普及是从数字 Betacam 开始的,标志时间是1992 年。不久,迟泽调到北京当专业部门总代表,筹建在中国的新体制。之后的8年里,Sony 在中国的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数十倍,Sony的专业数字录像机现也在国内开始生产,由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向客户们销售。迟泽和中国广播界实现数字化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宽带网络新起点 迟泽需要再学习
大约在两年前,老广播们发现迟泽准不怎么露面了。“调回日本去了”、“下课了”、“升官了,没实权了”……种种猜疑不胫而走。
1999年11月30日,以Sony公司CEO出井伸之先生为首的Sony总公司董事会成员全部集中到北京开董事会,当天决定成立索尼(中国)新事业发展部。
按照出井的新策略,在通讯和广播电视走向统一的时代,Sony 公司要整合内部所有的资源,包括专业、民品、影视、音乐,加上宽带网络服务等;要从一个单纯的设备生产厂商转变成一家“宽带网络综合娱乐公司”。根据索尼中国董事长正田先生的指名,决定由迟泽负责这个新的部门。从这天起,“东头、西头两头跑”的旅程开始了。
迟泽首先开始“补课”。他开始走访通讯、IT、因特网站等行业,在一段时间里确实与广播界的老朋友们接触少了些,但换取的收获是很大的:开阔了眼界,跳出了传统设备的小圈儿。认识到,要想进入宽带网络环境,必须丢弃原有的囹圄,要再学习、要重新认识问题。对他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人群面貌迥然不同。老广播们因年龄结构偏高、知识结构偏老,而IT行业的年龄结构较轻,接受外来事物敏感,但广播专业方面的知识,深度还是不如老广播们。至于因特网的圈子,20多岁的比30多岁的能说,一句话里有半句是英语。一提到他们,迟泽笑着说道:“我虽然还不算太老,但若玩起当初帮我进入Sony的那个Simon游戏,我肯定得输给他们。”
迟泽在Sony从1981年由最基层做起,到1992年担任Sony总部专业设备中国部经理,到90年代后期担任Sony香港专业总部驻中国总代表,去年调到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负责Sony 中国新事业发展部,回头来最近又兼任了索尼(中国)有限公司CSNC事业发展部负责人,推进广播电视专业部门的改革。长达20多年亲身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 :国内计划经济时代向外贸公司的直销;贴近本土化的Sony 香港时代、发展 Sony 在中国体制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迈向网络化时代。
“我现在任务之一是要尽可能打消 Sony 内部各部门的界限;融合 Sony香港公司和 Sony 中国公司的工作;设法实现 Sony娱乐软件业务和Sony电子硬件业务之间的互补。这有点像是在公司内部推进类似‘AOL和时代华纳’功能的合并。我对大家这样说:当你们都感觉到这些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墙壁消失了的那天,就是宽带网络时代真正来临之时。看看我们在www.sony.com.cn上的主页内容,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迟泽自豪地说。
然而,当网络泡沫经济还未完全消失、在每个人还都嫌上网速度太慢的今天,看来离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显然,迟泽所面临的是一轮新的挑战。他说:“我是多么地留恋和老朋友们在一起办技术讲座、一起抽奖、一起喝酒、一起欣赏节目和不断地‘拿定单'的那些美好时光啊!现在,我所面临的‘宽带’路是宽了,但压力也大得多了,必须重新学起才行。”